第一点，就慈善立法本身而言，就已经是一个进步——此举意味着第三部门与良心经济，已经从历史舞台的角落中掸落灰尘，要动一动了。2012年，美国的公益从业人员达到总人口的10%，商业、暴力、公益俨然三足鼎立。美国的今天，对我们的明天也颇有借鉴，在中国，慈善正是公益的独特入口。
第二点，这次是《慈善法》，而非《公益慈善法》。因此，这部法律重点关注“捐赠”行为，而非“实施”，更多针对的是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。这也说明政府的谨慎，以及对“公益”的实质性的开放。
第三点，从目前公开的《二审稿》全文，以及媒体报道的三审稿修改内容看，执法权的争夺与部门利益，将是《慈善法》未来的隐患。我倒是希望大家力挺民政部，毕竟公益组织在民政部是政绩担当，在其他部门，人家可以拿你当炮灰。
第四点，从委员们的争议来看，委员们对公益事业，真的太缺乏了解了。这群水货委员，紧急需要普及一些理论常识与行业现状。
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就事论事，来看看慈善法的进步与困境。
先看第一个焦点：
如果政府规定互联网企业只能拿年收入的15%发工资，马云要怎样留住人才？
《慈善法草案三审稿》，忽然再提了《二审稿》相比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，行政管理费的比例问题，之前《二审稿》没有提的行政管理费比例再次被提出，只是相对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从10%变成了15%。而各路委员们也热议认为15%过高了。
而反方如各路机构从业人员，则认为过低了，无论10%或15%，都无法满足公益组织的日常运维。我们用脚趾头想象一下，从阿里巴巴拿出10个年薪30万左右的中级运营人才，组成一个执行型公益组织，要把1000万善款用好，也是非常困难。但你能想像：这10个人一年只用100万吗？，平均一个人一年10万，按照人力资源行业普遍的薪资2.3倍为人力成本的基准，年薪大约4万，月薪3K。——反过来，这个薪资又怎能支撑从业者与组织的发展，作为捐赠人的你把钱捐给这样的“执行机构”，你放心吗？
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，会在《公司法》中规定，公司行政管理费用不能高于10%，尤其是今天的科技产业，几乎成本的80%都花在人身上，为什么在公益慈善领域，就会有这样荒谬的问题呢？
事实上，这个问题是一个可笑的“误会”，10%的基金会行政管理费上限，在“官办慈善”的大时代背景下，是有其历史价值的。彼时的官办慈善，依托于政府主导第一次分配的时代背景，“善款”只是另一种形式的“特别税”，用途既定的情况下，10%的经手费可谓不低！——这个我们称为“特别税”型慈善。
而在“公募牌照”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，10%又有了新的用途，成为“牌照收租”的借口。名人若想做公益，首先要获得公募资格，便不得不挂靠基金会成立“独立基金”，而一些国字头的公募基金会便开始大发“挂靠财”。以某独立基金为例：该基金的助学项目一年筹款可过亿，全部入账到其挂靠的某基金会，发起人实施时取钱难不说，利息收入也见不到。虽然基金会对外都说是活期利率，事实上巨款入银行，没有7也有5，再加上5-10%的管理费，也就是说：基金会从这家独立基金上，一年可获得10-17%的收益，1000-1700万。
所以有代表说：15%太高了。想想也是，一个公募基金会，随便挂靠十几个名人独立基金，一年就能“合法”拿走1、2个亿，干活的却不过是几个秘书长+几个财务。这是暴利啊！——这个做法，业内更多“自称”为“资助型基金会”，不过，此资助型不同于彼资助型。民间的资助型基金会是拿自己的钱资助公益组织，挂靠型的资助基金会是割猫尾搬猫食，钱是人家独立基金募来的，他们只是经了一下手就收取“天价”挂靠费。
所以到现在就清晰了，无论10%还是15%，都是针对“过手型”、“资助型”的基金会的标准，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，一方面是限于技术手段，手工记账时代的“公募”巨额人力成本，二来是一些公募基金会作为安置“统战人士”的“要地”，待遇不宜过差。
而对“执行型”、“真实资助型”的基金会，15%则当然太低了。
二审稿不提此事，说明民政部门对此是了解清晰的。三审稿再次弄回来，说明这帮委员们是水货，要么是不了解这其中的玄机，或者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、有人揣着糊涂装明白。
而涓涓互助平台上对此的做法是：引入了以阿里巴巴的员工报销系统为蓝本的项目财务公开系统，公益组织将捐赠人当作老板一样汇报，各项数据如实填写，相信长期以往：社会也就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公益支持比例有一个客观的认知。比例神马的，让捐赠人去接受吧!
最后还有个对策，这部法律的名字就叫《慈善法》，我们知道：“慈善”专指“公益流程中的捐赠行为”，（详见《公益原理》第四章），因此，“执行型”基金会与草根组织，其实并不适用于这部法律。而在实际操作中，“执行型”基金会与草根组织也往往会将项目人员的开支列支到“项目成本”中，而无需触碰此条规定。采购专业的商业机构的服务，应该是未来公益的方向。
第二个焦点其实并不热，就是网络捐赠的管辖权：
如果所有的行业都要指定专卖网络平台，那“淘宝网”还能卖什么？
三审稿规定：“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，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，也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。此前，二审稿规定，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才可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。”
这里一个玄机是：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。那么这里就有了很多问题。如果正规的慈善组织想要通过合作的网络平台进行筹款，是不是还要经“民政部门”批准？以后再地震了，壹基金想在腾讯、淘宝上筹款，是不是还要民政部门审批？
这个明显属于越界，现在这个提法，如果类比到商业组织，就等于零售企业只能在工商局指定的网络平台上做推广。事实上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是文化部管理的，合法的网络平台与合法的零售企业，分归不同的监管单位管理，二者的合作只要不触犯法律，也无需额外管理。——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呢？两个合法的企业一旦合作，就变成了不合法？如果所有的行业都要指定专卖网络平台，那“淘宝网”还能卖什么？权力的垄断有些过份了，快赶上卖手纸的指定配套马桶了。
而且这里面漏洞极多：报纸的网络版转载了项目报道后，底部刊登出支付宝或银行账号，算不算筹款平台？新浪微博转发涓涓互助的项目链接，算是哪个平台的筹款？
笔者之前在民政部门了解到说法是“只考核筹款机构的合法性”，涓涓互助也因此定下规矩，只允许民政部门注册过的有公募资质的机构进行公开筹款。
互联网+公益是个创新领域，互联网部门管理合法的互联网企业，民政部门管辖合法的公益组织，二者分别合法就好了。当然，我们也能理解民政部门的担忧，因为网络募捐的开放性，很容易暴露出“合法机构”的不靠谱，从而影响政绩考评，多做一些限制，总是安全的。
但可是——可但是：民政部门对公益文案的考评绝对比另外一些部门更专业、更不发生莫名其妙的衍生联想、更不会因为部门利益的争斗而乱判，不是吗?
例如针对污染企业的公益行为与地方GDP的冲突，背后是央地博弈，中央要环保、地方要钱财，至少这个时候，民政部是站在公益组织这一边的。
所以，这一条虽然荒谬，我却举双手双脚赞成。
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：
《慈善法》对慈善与税金，做了大量看似明确实则需要人为界定的模糊规定。
读过公益原理的读者都知道，税是国家之本，而公益在一定程度上，会与暴力组织背道而驰。慈善，则是公益的输血者。
关于捐赠行为中的税务优惠措施，尤其涉及到实物捐赠、股权捐赠、信托基金、广告捐赠等复杂的价值计算事宜后，已经不仅仅是民政部门的问题，而是与整体的课税模型相关的经济话题了。我们既希望鼓励慈善給公益输血，又担心无良资本利用慈善漏洞偷税漏税，进而影响到暴力组织承担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，甚至形成明末的“东林误国”的格局。
《慈善法》的讨论还在进行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官员们一定更紧张，责权的大小会直接决定未来一些年的仕途，一些清晰与模糊的规定，也会决定工作的难度与成绩以及寻租空间。而对于公益界的组织与个人来说，《慈善法》只是慈善管理办法，公益的履行还有很多方法，自然人公益、暴力组织、商业组织，都可以组织出有效的公益行为，而打着“慈善组织”旗号的那些“公益组织”，其行为也不一定完全是“公益行为”，甚至可能成为暴力组织、商业组织的暴力行为、商业行为的延伸。
这些本就无法靠部门审议，而应交给社会选择，就是《公益原理》中提到的公益劝募三要素——利益共同体共识、社会需求共识、担当者共识，把慈善行为的选择权，交给民众，而不是上级选定的免税资质。
总之一句话：《慈善法》是里程碑，但不是《公益慈善法》。
所以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从慈善立法到第三种经济抬头，还有一段距离。
而这次只谈慈善，不谈公益，正是《公益原理》中所提倡的，“公益是在社会认知的灰色地带”，慈善立法、公益不法，恰是今天适合的尺度——这背后是大智慧还是因为无知，恰是我们不知——这便是更大的忧患。
来源：新注册公众号